当出现这种情形时，如有必要，人民法院即可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另行委托其他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重新进行鉴定。
实施城市管理，要达到某个目标，这个城市管理的目标有时候是城管自己定，也有很多时候是老百姓定，但更多时候是地方领导定。原来城市管理是七个大盖帽在管，现在成了一个大盖帽的事情。
城管部门管理的一般是12-14个领域，涉及管理事项共有200多项，最多的城市达到300多项，而且许多地方政府对城管部门特别依赖，什么疑难问题都交给城管部门。后天调整不理想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就是机构性质、身份保障和队伍建设的问题。城管部门在队伍建设上也有很大的缺陷，比如说成立之初从其他部门调入的人员，以及后续招收的城管队员，很多人并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入门之后又陷于繁重的执法事务，没有更多机会接受系统的法学教育培训。因为那些街头执法对象的老百姓一般都是弱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打交道的难度很大，按有些部门的话说，收不了几个钱，还容易发生矛盾。应当看到，城市管理是一个城市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很多城管工作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完成，更需要城市政府统筹协调，应当视为城市政府的职能。
《行政处罚法》第16条专门规定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制度。这种狭隘的小城管观念对于做好城市管理工作有害无益。最后是简要陈述笔者对中国法学往何处去的个人看法。
也就是高鸿钧教授所说的，中华民族要在未来的文明冲突中得以延续，必须万众一心，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不断增强文明的实力，…. 没有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论者甚至提出了人类法律图景的用语和概念8，这种比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和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更具普遍适用性的法律理想图景的存在、发掘或建构的可能性，也是不能抹煞的。我们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做学问、扎实的学问功夫，包括对古今中外的法律、法制、政治法律思想和相关的社会制度与思想的研究。尤其是作为法学基础学科的法理学，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探讨，回顾中国法学近期走过的道路，评价其当前的状况，反思其前景，更是当今中国法理学的应有之义、责无旁贷之担当。
3 舒国滢：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页24。《论语》云：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举例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法学的视野、水平以至追求与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法学不可同日而语。23 张文显等：中国法理学二十年，《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5期，页1。7 葛四友：中西差别与‘现代化范式的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页14。权利本位论的论者认为，这个理论不但在学理上站得住脚，而且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健康发展，尤其是考虑到它们在文革刚结束后不久时的落后状态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权力本位和官本位的状况。
中国法学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它任重而道远，然而，它目前的能力与它所肩负的重任并不相称。根据这样一种参照性背景，我们首先可以发现‘理想图景对于法制／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9。以法理学来说，正如张文显等教授指出23，我们并未形成自己的法理学学术传统。（三）二十世纪新儒学大师唐君毅曾以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为题著书21，探求在近代饱经风霜的中华文化的重建和复兴之道。
笔者十分高兴和荣幸得蒙邓教授本人之约，在此献出愚见，但愿能抛砖引玉，就教高明。专著中对26年来的中国法学这个用语的经常使用及其使用方式，使我想起怀德海（A. N. Whitehead）的具体性的错置（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6的概念或所谓语词的实体化。
应当承认，权利本位论对权利这个概念作为法的基本或基石范畴的理解，来源自西方近现代法学传统而非中国法的传统。在我看来，他提倡的主体性的中国，不单需要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问题意识――例如从社会学以至其他社会科学的角度探讨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它在全球化世界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等挑战，更需要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20。
5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然而这是否对当前中国研究部门法的学者的工作的准确和公正的评价？他们研究的主要是当前在中国有效并由行政和司法机关执行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具体法律规范，例如关于公司法的研究，焦点便是现行中国公司法的诠释、具体运作以至如何修订现有法规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这是不是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某种局部的描述14？），而非大量移植外国公司法于中国（其实现行中国公司法与各外国的公司法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同样地，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和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等词语的运用，也有可能产生一种错觉，就是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实体，于是人们便可能疏于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就是两者既有差异，也有共性7，即是两者之间部分的互相重叠的内容，反映着一些在当代已获普世公认的价值标准。25 张伟仁：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即将发表）。18 许章润：和平与冲突：中国面临的六大问题—一位汉语文明法学从业者的民族主义文本，《政法论坛》，2005年第6期，页94。最近，刘星24和张伟仁25两位教授不约而同地撰文，分别指出中国法学界无论是对当代西方法理学还是对中国传统法制，都是认识肤浅、一知半解的。
我们不但需要在分工后的个别领域取得突破，更需要在整合工作上取得突破。在这部专著所引发的大量评论中，最令我产生共鸣的是魏敦友教授的意见17。
这样，我们便能完成吴经熊那一代学者尚未完成的使命27，而现代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一种以汉语为表意系统，关于中国人世生活和人间秩序的法律之道，中华民族的生存之道，必盛于吾侪一辈手中28。但是，必须指出，权利本位论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十分独特的中国语境。
有些研究中外法律史，有些研究中外的现行实在法和部门法，有些研究法律社会学。举例来说，人格尊严、人权、宪政、民主等现代价值理念是否可理解为一幅现代人类法律理想图景的主要构成元素？我认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正来教授在专著中发出的呼唤是，我们应该结束那个毫无反思地被西方现代化范式牵著鼻子走的时代，开启一个不单有主权的中国、更有主体性的中国的新时代。近年来，我们一些同道者――如朱苏力1、许章润2、舒国滢3等教授――对这个问题都提出过他们的真知灼见，邓正来教授更名正言顺地、用心良苦地以这个题目作为他的论文4和专著5（以下简称专著）的篇名和书名，从而启动一场在我国法学界中难得的、广泛的、意义深远的、并正在深化的讨论。专著中对这两位学者的著作的讨论有一定的选择性，以他们早期的著作为主。其实中国法学在二十世纪也一度落于花果飘零的命运，民国时期曾繁荣一时的、甚至出现过一些学贯中西、同时了解中国法传统和西方法传统的人物的中国法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全盘摒弃原有法律秩序的政策而出现断层22，直至改革开放的年代才有机会慢慢开始弥补。
法哲学应视法律理想图景的建构为其首要任务，又或法制建设须由或最好应由法律理想图景来予以指引，这两个在专著中提出的命题的论证工作，似乎尚未完成。至于专著予以评价的第三和第四种研究进路――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和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虽然有受到现代化范式影响之嫌，但我认为这并不表示这两位学者到目前为止的整体学术成就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看看专著所集中讨论的四种法学理论模式或研究进路是否同样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并忽略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探索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17 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开启的思的可能性之现象学考量。
此外，专著里面提到的四种学派或理论模式，是否可以涵括26年来的中国法学或至少反映或代表其总体面貌，也大有可疑。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要重建我们的价值系统和社会秩序，我们要在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找到我们的位置，我们更要培养和提高我们参与国际事务和各大文明之间对话的能力，从而对人类文明作出不逊色于我们的祖先的贡献。
1 苏力：面对中国的法学，载于氏著：《道路通向城市》，法律出版社，2004。在当代的西方世界，权利本位论成为显学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在当代西方的语境里，根本不会有需要提倡权利本位，它基本上已是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东西。26 江山：《制度文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首先是对邓教授的观点的一些评论，包括一些建设性的批评。
邓教授之所以提出法律理想图景这个概念和词语，显然是由于受到西方自然法学说在推动西方近现代法制发展的历史作用的启发。2004年的人权入宪以至我国在九十年代以来积极参加国际人权活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功于法学界对权利本位和人权等概念的推介和学理说明。
进入 陈弘毅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学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自然法学说在西方法律史上的角色固然重要，但是其他学说和学派（诸如中世纪罗马法复兴时期的注释法学派和评论法学派，教会法学，十九世纪构成德国等欧陆国家法典化运动的背景的历史法学派、学说汇编学和法学实证主义）10在推动近现代西方法律进程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至于相对于这些其他学说或学派，自然法的作用是否更具关键性，则尚待考证。
12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页17。我们同时需要精细的学术分工和（法学）学科之内以至跨学科的学术整合。
